另類

　　據《中國青年報》報道，按照安徽太湖縣的規劃，縣公安局大院內的60戶住宅被列入征收範圍，其中包括縣城管局副局長陳龍子女名下的房子。其子女不服，告縣政府違法徵房。隨後，陳龍突然接到口頭通知，要求他到“縣城建設指揮部徵地拆遷組”報到。
　　故事不複雜。拆遷難題從公務員下手，威逼利誘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。有人說，這是古代連坐的翻版，權大於法、利大於法，說白了其實就是無法無天。一段時間以來，這種株連式拆遷似乎就從未禁絕過：母親不搬遷，女兒就被停職；婆婆不簽協議，兒媳就被調去拆遷辦；父親當“釘子戶”，女兒就要被調往山區……一切都好像應了那句霸氣側漏的拆遷口號，“不簽協議不交房，祖祖輩輩悔難當”。當然，你還有另一種選擇：不拆房，就拆家。可就算離婚容易，斷絕血緣關係怎麼操作？陳龍的困局，就難在這裡。
　　真正值得反思的，還是兩個老問題：
　　一是為了拆遷，地方部門何以知法違法？看看太湖縣《關於縣城建設徵地拆遷工作中從嚴管理黨員、幹部、職工的意見》，其中第7項明確提出，“在職幹部職工與被拆遷人有直系血親關係或近姻親關係的，應當服從組織安排，積極做好動員說服工作……如仍無效果，視情給予停職、待崗等組織處理”。這種荒唐的“意見”，是通過怎樣的程序變成地方權力集體意志的呢？
　　二是明目張膽的合法傷害權究竟有多大能量？陳龍被告知，“組織處理並不只有處分，過去你這個幹部，不犯錯誤沒有組織處分就下不來，現在通過組織處理能上能下”，翻譯得直白一點，就是“想拿你怎樣就怎樣”。只是，《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(試行)》明確規定，“在公務員的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工作中，不得任人唯親、封官許願、營私舞弊、打擊報複”。那麼，地方部門究竟有多大的手段與空間，竟可以架空剛性的法條與制度？這種能量，只會在拆遷事件中閃現嗎？
　　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中，明確指出要“縮小徵地範圍，規範徵地程序”。那麼，為何這種屢次被輿論批為 “缺德下作、觸發眾怒”的株連式拆遷，依然在各地翻版上演？有人說，越是在以熟人社會為主要特征的縣城，株連式拆遷的出現就越頻繁。這反映了三個問題：一是少數基層的權力生態確有凶蠻化傾向，有法不依、行政違法，已經成為一種常態；二是天高皇帝遠，熟人規則仍高於契約規則，法治建設任重道遠；三是株連式拆遷成本低收益高，無問責、無罰單，甚至救濟渠道也不甚通暢。
　　中國正走在城鎮化的關鍵一程，拆遷無可避免，矛盾無可避免，但一切歸於公平與理性，對話才能化解對抗。真要讓株連式拆遷窮途末路，頂層設計並沒有缺位，相反，說太多顯得大而無當，不如就曬曬株連拆遷事件背後的“導演”人物，看看他們如何在事後安然無恙，有沒有一路發財升官？
（原標題：拆不了房子拆你家，誰把親情來綁架）
（編輯：SN093）